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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侖:周總理稱他為“不管部部長”

來源: 團結報團結網 發布時間:2019-09-05

  王昆侖(1902-1985),原名汝玙,字魯瞻,江蘇無錫人,民革創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北京市副市長等職。民革第二至四屆中央常委,第五屆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第六屆中央主席。第一至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45年5月10日,是霧都重慶少見的一個晴朗的日子,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進入第6天。上午8時許,會議在浮圖關某禮堂舉行,會場內步履雜沓、人聲喧囂,有一人未與旁人寒暄,獨自步入會場,坐在自己的代表席位上,默默地思索著……

  集結國民黨內愛國力量

  正是對革命的執著追求,推動王昆侖一路前進。重慶的中共黨組織在皖南事變后,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于國民黨統治區工作要“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指示,準備建立一個黨的外圍組織,以便了解國民黨高層的動態,配合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工作??紤]負責組織聯系工作的人選時,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王昆侖。

  早在白色恐怖嚴重的1933年,王昆侖已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既是受周恩來、董必武直接領導的中共秘密黨員,又是國民黨內素有影響的著名人士,還身居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和立法委員的要職,活動平臺比較大,無疑是合適的人選,由他來團結進步力量,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組織上十分放心。

  這個中共外圍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同志的親切關懷和直接領導下,于1941年夏正式成立,定名中國民族大眾同盟。王昆侖與許寶駒、王炳南等發起人,被推選為主要負責人。一年后,組織改名為中國民主革命同盟。1948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后,為了相區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為“小民革”。

  “小民革”成立后,王昆侖根據工作需要,謹慎地、有計劃地發展組織。王昆侖在重慶還秘密籌辦并主編了刊物——《人民觀察家》,親自執筆撰寫每期的評論文章或者重要報道,他在文中介紹中共的方針、政策和主張,幫助成員分析形勢、認清方向、明確任務,有時他還會同汪季琦商量,以達到更好的效果,如果趕上忙時,他則堅持口授,再請他人記錄整理定稿。

  “小民革”中既有中共黨員參加,又有民主黨派成員參加,是一個不公開的秘密政治組織,活動起來多有不便。為了進一步把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力量集結起來,王昆侖開始聯絡、爭取更多國民黨中愿意進步的上層人士,深入到國民黨內部開展反對內戰、反對獨裁的斗爭,全面了解國民黨內部各方面情況,分化、瓦解、策反地方實力派,促進民主力量之間的聯合。

  對于以何種方式將愛國民主力量集結,王昆侖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探尋,決定征求譚平山、陳銘樞、楊杰、郭春濤、朱蘊山等人的意見。出于安全的考慮,他通過一些媒介分別聯絡、深入商討,大家認為可以通過經常性組織時事座談會的方式,將各方面的人士聯系起來。這就是后來被大家所熟知的民主同志座談會。

  參加座談會的大多為國民黨上層人士,王昆侖等發起者也會邀請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層人士。他多次在座談會上介紹自己從事團結國民黨內的愛國力量進行反蔣活動的經驗,從自身的經歷出發,幫助、引導大家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許多參加座談會的人士不僅在政治上有了明顯進步,而且大家通過座談還成為了朋友。朱學范在憶及當時王昆侖在座談會中發揮的作用時說:“后來我在香港追隨李濟深、何香凝等同志發起籌建民革,并奔赴大洋彼岸會見馮玉祥將軍,共商成立民革組織大計,都與王昆侖同志對我的影響分不開。”

  1943年8月,王昆侖與譚平山等人一起成立籌備小組,準備在民主同志座談會的基礎上建立革命組織,大家就組織名稱、組織路線、政治主張及是否向社會公開等問題進行了反復討論,籌備小組取得一致意見,將組織定名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理論基礎,積極開展爭取國民黨內上層愛國民主人士的工作。王昆侖在民聯籌備中起著重要作用,參與了民聯《政治主張》和《組織章程》等重要文件的起草。1945年10月,民聯正式成立,王昆侖被選為常務干事。蔣介石獲悉他在這樣的政治組織里擔負主要負責人,非常惱怒。王昆侖此時的處境更加危險,不僅時刻處于被監視之中,更被國民黨特務列為擇機暗殺的對象。根據形勢的變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王昆侖借口自己有嚴重的胃病,在國內難以治愈,請求到美國去醫病和療養,遂與賴亞力、吳茂蓀等中國民主革命同盟負責人先后赴美國,繼續從事反蔣斗爭。

  重慶對談 醍醐灌頂

  為了更好地配合中共組織的行動,王昆侖非常注重及時學習中共中央最新的方針和政策。重慶談判期間,王昆侖和“小民革”的同志們一起拜見毛澤東,一方面匯報自己所了解到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聆聽中共中央的指示。

  王昆侖對蔣介石可謂是知之甚深,見面后,他掩飾不住自己對于毛澤東安全的擔憂,說道:“對蔣介石其人,我還是了解一些的。從我切身的體會來看,蔣介石是不可信的,他3次電邀您來重慶談判,是不得已而為之,并非出自誠意。因此,我認為和談是沒有希望的;即使談成了,國民黨當權派也不會給共產黨實權的。”

  毛澤東回答道:“中共下定了決心。就是不管困難多大,一定要和談成功,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茍能求全,不惜委屈’。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團結。中國今天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至于我個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園看望張瀾、鮮特生二位先生,并與其作了長談,二位先生都不相信蔣有和平誠意。張先生指出,蔣在表演鴻門宴,是假戲。我說,我們就來個假戲真做,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辨是非,這出戲就太有價值了。”

  晚上,毛澤東在紅巖村宴請大家,又談興未盡地將王昆侖、許寶駒、屈武留下,談了個通宵。

  王昆侖深深為毛澤東的膽略所折服,毛澤東亦十分欣賞王昆侖在“紅學”方面的研究,還曾認真讀過王昆侖寫的《紅樓夢人物論》,兩人在討論時你來我往,經常借古喻今、妙語連珠。

  王昆侖擔心談判前途,憂慮地說:“此次談判……恐怕收效甚微。”

  毛澤東則幽默回應:“國共和談就像兩個人談戀愛,總要論及婚娶?,F在吾黨有誠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國共兩黨準會結婚。”

  王昆侖依然擔心道:“即使結了婚也是悲劇呦!”

  毛澤東說:“當前蔣介石正玩弄著發動內戰與和平談判的兩面手法,牛魔王、白骨精忽而變作正人君子。我們也要變的,要學孫悟空鬧龍宮、闖地府、七十二變,外加十萬八千里筋斗云……”

  毛澤東的一席話讓王昆侖感慨說:“真是醍醐灌頂,頓開茅塞啊!”此后,他更加明確了斗爭的方向,有針對地宣傳中共的政策,爭取國民黨內部的進步勢力。

  當新中國的“不管部部長”

  1948年6月,王昆侖接到唐明照轉達的周恩來指示:“解放戰爭即將勝利結束,希望馮先生和昆侖轉道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為安全起見,請馮先生(即馮玉祥)和昆侖父女分別由水陸兩路到東北跟香港與一批民主人士會合。”王昆侖借口赴歐洲旅游,偕愛女王金陵離美赴歐,踏上回國的征途,最終在黨組織的安排和幫助下,歷經3個月的長途跋涉,順利進入解放區。

  1949年2月25日,王昆侖等35位民主人士一起由解放區抵達北平,在火車站受到董必武、彭真等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之后,王昆侖投入到了籌備新政協的工作中,他在董必武的帶領下,參與了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工作。4月29日,王昆侖等“小民革”的領導人在北京六國飯店受到了周恩來的親切會見。周恩來對“小民革”的作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指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方式。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關于“小民革”的指示和談話,使王昆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也讓他開始考慮“小民革”下一步前進的方向。

  結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對“小民革”領導成員的指示及小民革自身的情況,經過慎重考慮,懷著不舍的心情,王昆侖等“小民革”領導成員一致認為:“小民革”多數成員已經交叉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少數原來未加入任何黨派的成員,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加入民革或其他民主黨派(“小民革”在歷史上就有與民聯、民促聯合的動議,只是囿于當時的客觀條件不具備而未合并),“小民革”組織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鑒于此,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會議上,王昆侖與王炳南、許寶骙、閻寶航、金仲華、吳覺農、袁翰青等7人發表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結束聲明》,宣告:“本盟中央委員會根據目前形勢和盟員鄭重決議,于即日起宣布本盟的終結。”王昆侖以民主黨派成員的身份,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共建新中國。

  1949年9月15日,王昆侖代表民聯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了《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等重要法規的討論,會上他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常委。

  周恩來在研究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主要領導人選時,幾經斟酌,和王昆侖商量:“昆侖同志,關于你的工作安排,我想請你出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我這個兼職的部長做些外交方面的工作。”

  王昆侖對于黨組織對他的信任十分感動,但他完全從工作出發,認為自己并不適合做外交部工作,遂坦誠地說:“總理,我沒有外交方面的工作經驗,還是委任更合適做這項工作的同志當你的助手吧!”

  周恩來繼續做他的工作,勸道:“昆侖同志,沒有經驗可以從工作實踐中學習嘛!再者,準備任命王炳南同志為外交部辦公廳的主任,準備任命閻寶航同志為副主任,他們都是和你很熟的戰友嘛!”王昆侖聽后詳細剖析了自己的情況,再次懇請另選比自己更適合的人來擔此重任。

  周恩來為他大公無私的精神所感動,若有所思地說:“那你當不管部部長吧!”雖然沒有擔任外交部領導職務,但王昆侖憑借自己扎實的理論、淵博的學識、深厚的修養,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著自己的智慧。

  10月1日,王昆侖作為嘉賓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時,周恩來對王昆侖說:“昆侖,你還記得嗎?五四運動時,學生在這里挨打;30年后,人民做了主人,我們上了主席臺,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聽著周恩來的話,王昆侖撫今追昔,回憶自己為新中國誕生而奮斗的艱難歷程,內心感慨萬千。當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城樓下邊游行隊伍浩浩蕩蕩地經過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任淚水模糊了雙眼,下定決心要為中國人民的幸福和新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

  王昆侖故居——七十二峰山館

  兢兢業業為人民謀福利

  新中國成立后,王昆侖被任命為政務院政務委員,直接參與政府的工作。1955年起,他又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協助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分管北京市的文化衛生工作,這一干就是12年。上任伊始,他就抱定決心從看病入手,解決衛生戰線上所存在的問題,他按照北京市人大決議,到一線進行調研,提出“分級分工醫療”的具體辦法,讓群眾就近就醫,大病再到大醫院,顯著緩解了掛號、候診、取藥時間長,診治時間短的問題。為了解決急重病人的困難,他指示衛生局成立急救站,并督促建設,為測試運行服務效果,還親自躺在急救車里感受行車時的顛簸程度。他在北京市組織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領導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總結制定了一套戶戶有人負責、條條塊塊相結合、突擊掃除與經常保潔相結合的推進群眾衛生工作的有效辦法。在他的努力下,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大街小巷環境整潔、蚊蠅極少,衛生面貌一新,一度被外國來訪者贊譽為無蠅城,得到了國務院、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表彰。

  王昆侖也非常喜愛文學藝術。在主抓北京市文化工作時,他努力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的方針,鼓勵和支持話劇、曲藝等藝術的發展。當了解到人民藝術劇院演出場地十分狹窄簡陋后,王昆侖親自到后臺考察了解情況,并通過努力,把當時北京市設備最好的首都劇場交給人藝使用。他指示要對藝術精湛、久別舞臺的老藝人在生活上給予特別照顧,同時還力主振興傳統文化,挖掘、保護一批瀕臨絕跡的老劇目。此外,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市修葺了國子監,成立了首都圖書館,翻譯故宮所藏有關《滿文老檔》的史料,組織力量考察曹雪芹在北京生活的遺跡,推動紅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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